王六年，征丈夫一万，修道路于巴蜀。
巴蜀之地，山路崎岖，多有虫蛇瘴气，进出皆是不易之事。
这种不易，体现在具体的事务上，便是运送物资难度大，政令传达不便，以及中央对于地方的掌控程度不足。
别的事情，嬴政是可以忍受的，但唯独，唯独掌控程度差这一条他是绝对无法容忍的。
所以这一点需要改变。
而改变的方法就是修路。
一旦道路修好，那么嬴政的意志便可以像在咸阳一样，畅行无阻。
在刻意的传播之下，这消息很快传遍天下。
李斯实际上并不觉得这个时候修路有什么太重大的战略意义，不过他只是观望。
因为猜不透、看不懂的事情太多，所以对于这件事情，他同样不发表任何意见。
在寄给荀况的信中，李斯只将自己所经行所遭遇讲明。
荀况，或者说，不只是荀况。
荀况门下的弟子，对于秦国这个国家，都是有很大的好感的。
儒家讲求“礼”，而这所谓的“礼”，也没有那么高大上，就是一点旧时代里贵族们才需要遵守的一些守则。
这样的守则既规定了贵族的日常行为规范，又为社会秩序圈定了变动范围，将阶级锁死，保证贵族永远是贵族，贱人永远是贱人。
而这样的讲求，在一定意义上，其实就是更加简陋的“法”的追求。
荀况此人，有过游学经历，与人辩经极多，持剑与人讲理的经验也十分丰富，加上早年间没有名气的时候，自费游学，日子比较清贫，所以招收学生不少，有很多，是齐国、楚国的有钱却出身极低，想要谋求一定社会地位的商贾子弟。
在这样的处境之下，荀况的个人学问精进与他的思想转变其实已经很悖离儒家。
这种悖离，不是完全的扬弃，而是在儒家的基础上，更进一步。
荀况是承认“礼”应该改变的。
他觉得以前的世道里，“礼”或许有可以指导社会生产和人类世界运行的能力，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，人的进步，“礼”这玩意儿，已经没有那么好用了。
所以荀况的看法是——“礼”应该进化，应该成长。
也就是，过去只需要贵族遵守“礼”，社会就能稳定运行，而现在，则需要让贵族、贱人、庶人、野人全部都守新的“礼”。
唯有所有人都遵守这新的“礼”，社会才能像前人们杜撰出来的“三皇五帝”“文王摄政”时期那样继续平稳运行和发展。
而这个新的“礼”，就叫做，律法。
荀况的这个想法，以及他的各种言辞，大家其实不知道对不对，但是儒家自己内部自有一套评判的标准——与前人的要求是否相同。
儒家前人们所追求的，是克己复“礼”。
什么道德，什么仁义，什么宽恕，在克己复“礼”面前，都要靠边稍稍。
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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